老知青的扶贫悲歌

　　　　　　　　　　　本报记者沙林

　　刚到山西大宁县城就听说一件大事：农行行长的腿被人打断了！
凶犯是一青年，身携炸药……但奇怪的是我碰到的人口气多少都有点
向着凶犯：“他送了那么多，以为贷款能办下来呢，结果……”

　　这里每年头等大事是分扶贫款，许多人为了得到它机关算尽。人
际关系、明暗活动都围绕着这“从上面下来的钱”展开进行。当然，
这一切照例很少与真正需要贷款的农民有关。

　　我要采访的三个北京老知青说起这些事都泪水欲滴。

　　　　　　　“现在要干一件正事比过去难多了”

　　程炜在金疙瘩村搞开发式扶贫。从县城到她那里还要走70多里山
路，我搭一辆顺路的北京吉普颠簸着向那儿奔去。

　　程炜原在邻县汾西插队，曾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县化肥厂负责人、
并被提名为县委副书记，1978年因身体原因病退回京。

　　1996年她有机会重踏这片土地，感到震惊：过去这里是山清水秀，
现在是乌烟瘴气。过去路是经常要修的，现在没人修了。她梦想他们
三十年前栽的树都粗了，谁知到了村子里看到的都是树桩子。她挨家
挨户访问，发现许多人更困难了。特别是那些年纪较大的。她潜意识
总觉得在山西有一件大事没干完。

　　因一个偶然机会，她决定拿着自己的全部积蓄，落户大宁县金疙
瘩村。

　　她知道在这种贫困山区干点事，必须有上级强有力的支持，行前
她就给山西省委和北京市朝阳区委写信，果然得到各级领导的响应和
支持。

　　她也很有经济头脑。她选中的金疙瘩村有一片可能是大宁惟一的
森林，这个叫二郎山的地方因为道路崎岖偏远，到处是悬崖峭壁，大
片的自然林和国家飞机播种林才得以在众乡民的刀斧下偷生。

　　风吹来林木如海浪起伏，奇花异草生长其间。豹子野猪时有出没。
林中还有周朝古庙遗迹，实为全国罕见。但村民生活极其困苦。全村
200口

　　分散在19个地方，最远的相隔30里。有二三十个孩子上不了学。

　　程炜想，凭她的能力，一个村子有人带着，过不了几年就能变。

　　她鼓励农民打旱井，每口井奖10袋水泥和100块钱；她说服农民移
民并村，以便集中解决水、电、通讯和学校问题。在她的活动下，省
里给每人拨了1000元移民费；她亲自扛管挖坑，把泉水引上开发区；
她能吃苦，每天带着凉馒头、咸菜和一瓶水，上山一干一天。

　　路很险，司机稍不慎，车子就可能掉下悬崖。终于看见开发区的
一排新开的窑洞，门前栽着小松。找到程炜时，她满手是泥，正粉刷
窑洞。

　　她盘腿坐在床上，嗓音深厚，一副有魄力的中年女干部形象。

　　“现在要干一件正事比过去难多了。首先人们不把你往好里想，
认为无利不起早，没色不晚归。说我北京一个老太太，想升官发财来
了。还有人说：阎锡山在这埋了宝贝，这是一个特务来找宝来了。

　　“这里有些人吃惯了贷款，看我带来20万元就盯上了。这是私人
的钱啊！可他们不管。甜言蜜语地：你把钱放到我们这儿，我们给你
干，你是老太爷，在后面垂帘听政就行了……

　　“这些我都不怕，可是来了半年内没干成什么事，我往上面送去
规划、报告，一个月、两个月没反应。去问，说还没研究呢。我50岁
了，在跟生命抢时间，而这里效率低得可怕。我只得甩开他们，成立
公司。”

　　　　　　　　　“有时一天快经历半个世纪！”

　　“程炜扶贫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后，正要甩开膀子干，又遇事了。
中央电视台某栏目来采访，乡里一主要干部当着电视记者摄像机的面
问程炜：来这里干什么？“我搞扶贫。”

　　“你扶贫我们干吗？”

　　结果中央电视台把这一段播了出去，引起很大风波，乡干部大为
不满。县里召开全乡干部会，被人称出气会。

　　“我舌战群儒。他们说我把他们工作全否了。我说：过去有一个
徐文长写祝寿诗：‘这个老太太不是人，天上王母下凡来。四个儿子
都是贼，偷来神桃祝寿来。’前一句好像是骂，后一句是歌颂。电视
台把我后面说的话都删了……我要害你们在县长前说一句不就行了。

　　“村上干部被逼说：程炜来了半年没干什么，我们老百姓没得到
什么好处……我一拍桌子打断他：你们不通过劳动，一分钱得不到，
我们这是开发式扶贫。大宁解放50年了没干好的事，你怎么要求我半
年干好？

　　“电视上还有一个镜头：记者问一个小姑娘，‘你是哪国人？’
‘中国人。’‘哪省的？’‘不知道。’‘哪县的？’‘不知道。’
‘哪乡的？’‘不知道。’‘哪村的？’‘金疙瘩村。’于是‘中国
金疙瘩村’成了笑谈。

　　“后来县里又为此召开县委扩大会。有人编顺口溜：‘臭了教委，
损了县委，讽刺了乡党委，最后表扬了程炜。’那时我四面楚歌，没
有一点毅力是绝待不住的。”

　　乡上主要干部从此跟她“结下怨”，两人总是明里暗里地对着干。
一天他问程炜：“人有三图，图名图利图安逸，你图什么？”

　　程回答说什么都不图。他说“那你不正常。”然后那干部又调查
程炜的私生活，私下问与程作伴的女服务员，程吃没吃避孕药，晚上
××是不是上了她的床。

　　开发区的新窑洞盖好了，乡干部出现在新窑洞里，巡视一番对程
炜说：“这双人床不错，晚上你可以跟儿子在一起睡了。”

　　程炜当时脸憋紫了要爆发。她是能豁出去的人，她能大大咧咧地
招呼来巡视的乡党委副书记当她的和泥端灰的小工，也能让总是陪客
人来这里白吃的上面干部中午就吃两盘青菜──干部嘴上说好吃好吃，
下次再来却自带腥荤。

　　她终于忍住了没当面爆发。

　　她告到县委。几天后两人又见面了，干部问道：“你告到县里了？”

　　“没错……还有人说你闲话呢，说你跟谁谁妈特别好，晚上住到
她家里……”她心想跟这号人不必动气，要以毒攻毒。

　　“他气得直蹦。”程炜笑着对我说，然后沉默吸烟，突然一拍桌
子：“我准备承包金疙瘩村，我来当它的党支部书记，原来的头当副
书记。乡里要农民交税，好，我让农民先把钱给我，我按照国务院的
标准统一交，一分钱你也别想多要。”

　　她很精，把社会捐款和国家贷款流向她的渠道打理得顺顺畅畅，
想在这里混水摸鱼门儿也没有。不久前国务院扶贫办的20万贷款直接
拨到她的名下。

　　我看她挺可怜的，她并不高兴，一个大城市的妇女孤零零地混在
一群农民汉子当中，左挡右遮，疲于应付。她的目的是让农民富起来，
但她得到了什么，用她的话，“有时一天快经历半个世纪！”

　　她说过去在这一片当了那么多年干部都没感觉这么难，可能因为
现在的干部不如过去廉洁了，农民更刁钻了，自然环境更恶劣了……

　　　　　　　　　“我这14万血本无归！”

　　养羊专家、北京老知青刘琪泉就没程炜那么幸运。他在大宁被弄
得羊财两空，本利全无，满腹怨懑地在大宁地面消失，谁也找不到他。
正当我失望要回京时，北京传来消息，他正在临汾地区活动贷款。我
们约好在临汾火车站碰面，他匆匆赶来，满头是汗，两眼焦虑而执著。

　　“我实话实说，一我单位不景气；二我想带一批人富，自己也能
有收益；三这是我第二故乡，我的青春岁月全搁在这了。毛主席是说
过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他还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我第二次下乡就算教育农民来了，拿棍子打他们奔小康。”

　　刘琪泉1996年卖掉位于北京东四的祖产小院，得款14万元，为他
曾插过队的大宁县太古乡买来140只小尾寒羊。

　　买羊以前，他就先到太古乡挨门挨户地向农民介绍小尾寒羊的好
处和饲养方法，“这羊白送你们养，防疫费、医疗费、销售路子全在
我身上，羊病死了也算在我身上，全部风险都在我身上，到时利润半
儿劈。”

　　用北京大宁知青联谊会负责人周永祥的话：他弄来羊老百姓不养，
他差不多跪那儿求老百姓……

　　农民终于由开始说怪话到后来争养。小尾寒羊有了名气，当时省
委书记胡富国也批示表示支持。但小尾寒羊出名之时，也正是刘琪泉
的事业倒霉之日：

　　“在小尾寒羊热中，省有关部门很重视，在资金上给予了很大倾
斜，于是各部门纷纷打着买羊的旗号向上要款，说是帮助农民脱贫，
羊成了要款的敲门砖。

　　“1996年，有人打着我的旗号，向县里贷款15元万说是发展小尾
寒羊。钱到手后，其中5万元被乡政府挪用，5万被县委宣传部拿去买
轿车，只有5万元用于买羊。这贷款还得我还，他们拿着我一个小章盖
在上面。

　　“1997年12月，县里两个单位又打报告给临汾地区，打着小尾寒
羊和红枣的名义，贷款30万元，其中用于羊的20万。但这笔款项拨下
后至今下落不明。

　　“前年县里一个不挨边的单位也说要发展羊，要贷款8万元，这时
一个家伙横插一杠子，县上一个负责人就把钱给他了，这人拿了20万
元跑了，至今踪影全无。”

　　更令刘琪泉没想到的是，“老乡也那么坏。200斤的种羊他给你养
成114斤，风都能吹走，还偷着卖，跟你说死了。”

　　1997年，太古乡大旱，人无粮，畜无草。没办法，刘只得与县农
口商量，把羊分流到其他5个乡镇（也就是忍痛割爱卖给他乡）讲好
1998年扶贫款下来后还给刘，但至今时间已过一年半，分文未见。太
古乡的农民养了一年多的羊没有见到任何报酬，挫伤了积极性，认为
终是受了大地方人的骗。

　　“当初县上一领导人，看到养羊有利可图，给我算了笔账：这个
北京人3年大概能获利100万（我心想种金子呢？3年后能把本拿走就不
错了，果不其然）咱肥水不流外人田。于是坚持让畜牧局的一负责人
挂帅，搞‘小尾寒羊中心’。把我排除在外，说你可以另成立中心。

　　“那畜牧局的干部一贯阻挠搞小尾寒羊。他买进的羊根本不能与
我调来的比，不知道是真不懂羊还是怎么着？弱羊次羊充斥其中，质
次价高。而且这个中心很少去指导，造成羊大量死亡，川庄村死了
80％，老百姓炸了窝，大呼上当。许多农户偷着将羊低价卖给外县，
报上去的存栏数空有其名。老百姓不骂畜牧局骂我，就这样，这事儿
给毁了。小尾寒羊的名声被败坏了，老百姓一听发展它就认为来了骗
子。”

　　在临汾火车站候车室里，刘琪泉汗越流越多，越说越愤慨：

　　“我让骗子骗苦了，当官的当官的骗，老百姓老百姓骗！我这
14万血本无归！钱花了赚了个王八蛋，哪头儿都没落着。我快50的人
纯属幼稚。不用理智重新审视这块土地绝对不行。实际这地方当年就
这样子，但当时我们年轻，没看清，再加上当时知青天不怕地不怕，
他们也不敢惹。

　　“以后对这里操好心的人千万要把这吃透，要不然名利全无，像
掉进泥坑里一样。请你劝一下咱北京人，千万不要冒这种傻气，贫困
地区少沾。”

　　一会儿他觉得说得太绝对了，补充道：“毕竟农民太可怜了，城
市人搞点教育扶贫还凑合，教育他们怎样做人。”

　　壶口瀑布所在地吉县知道刘琪泉的遭遇后，悄悄到大宁调查，然
后以县上的名义让刘去县残联组织实体，发展小尾寒羊。刘终于又见
到一线希望。

　　“这次国务院扶贫办直接给我5万元贷款，我不敢再放到大宁了，
我要亲兄弟明算账、仔细妥善地用在吉县。”

　　　　　　　　“我们感到感情受到极大挫伤”

　　这片土地最主要的问题还不是养羊，而是砍树。原来郁郁葱葱的
原始山林和几十年前“绿化祖国”时种的树现在即将砍秃。老乡把上
好的柏树砍了炼什么柏油卖给南方人。处鹤村前仅存一棵被称为“神
柏”的多年古柏，已有农民打它主意了，今天捅它一铲子，明天砍它
一斧头……

　　一股强烈的护木意识促使刘琪泉用买羊后仅存的两千多块钱，在
古柏下立了一块大石碑，上书“太古魂”。碑背，他刻下一首诗：盘
古开天太古昌，雄鸡世代颂炎黄。子孙繁衍何以盛，天赐神柏树之光。
二十二载弹指过，金鸡独立遍体伤。恳求四方尊父老，爱树方能济世
昌。

　　这位知青说：不知为什么这儿的老百姓这么跟树过不去，黄土高
原怎么形成的，原来都是森林啊，都是他们砍树砍的！他们恨我爱树
挡了他们的道，我走后他们就把碑砸了。

　　当年插队到大宁的北京知青有800多，自1995年起他们就想出各种
办法帮助大宁人脱贫。但基本上都像刘琪泉一样伤心而归。

　　在建筑界有点办法的王辉等人，1995年两次回大宁，动员川庄农
民进京打工，并承担全部火车票及办理暂住证费用。然而21名农民被
安排在北京铁路总院改建工地不到3天，就有5人不打招呼跑了。当天，
曾在川庄下放的5名知青火速赶到工地，苦口劝说其他人，并及时送去
衣服、收音机、象棋扑克、信封信纸、笔及百枚邮票等。可在后来的
十几天中，这批农民大部分私自离走。他们出来时认为，有北京人投
靠捞钱容易，有人认为知青出路费何不去京城玩一玩。

　　众知青大失所望。他们说这里的劳动强度比当年他们在大宁插队
时轻多了，他们这次准备要做的大文章草草泡汤。当初粗算，这些人
一年将为川庄增收十几万元，更重要的是使农民有机会走出大山，更
换观念。令知青想不通的是，同川庄21人一起工作的还有浙、豫、冀
三批农民，他们一直在踏实从业。

　　张安琪、王文亮、傅秀燕等回到下放的当支村，看着农民仍然用
塑料布接雨水吃，心如刀绞，泪水纵横。他们简直不能举步回京了。
马上集资3500元下山买水管，可等他们头脚走，后脚水管就被村委卖
了。还拿来一瓶水报喜说水管通水了。知青知道真相后只得又补买了
几十米水管和电线，但是又是长时间没音信……

　　1997年夏，周永祥、田明理等打算为三多乡建一个图书馆。他们
有人本身就是下岗职工，可还在北京多方募集一万多元图书。北京一
公司职员程祥鹏在与知青田明理的长期交往中，听了很多北京知青在
大宁的故事，一直想为那里的百姓做点贡献。当他听说知青的举动后，
赶忙通过各种关系买到小学至高中及农业知识图书一千多册，总值8千
元以上。当时北京气温高达38℃，他和田明理顶着酷暑，蹬着三轮车
把书拉回家中，连夜包装成11箱。他们手被勒破了，衣服湿透能拧出
水来。深夜12点了，知青们还在相互传递着这一动人消息：又有人给
大宁捐献了！

　　知青们亲赴大宁，兴奋地为图书馆揭牌。可等知青们走后，这图
书馆就锁上了，一直没给孩子开放。没多久书全没了，说是被盗了。

　　一次北京知青联谊会弄来许多衣服玩具，费了很大劲运到大宁，
老百姓一边骂一边争抢：“北京人不穿了，不玩了给我们。”后来东
西都被破窗偷走，善举又泡汤。

　　知青联谊会负责人周永祥声音低沉地说：“我们感到感情受到极
大挫伤。他们确实扶不起来，腐败、愚昧，吃吃喝喝，许多厂子都处
于瘫痪状态，工农业没有任何叫得响的产品，但还养着那么多干部。
但就是这样，我们还是扶他们。我们自费出《故乡工程报》，我一个
月才几百块钱工资……

　　知情者分析道：有些贫困地区故意在智力上做出低姿态，使城市
人、有文化的人全都受骗了。那里首先要解决的是腐败，其次才是贫
穷，因而扶贫一定要理智介入，感情不能在扶贫过程中投入。实际选
择扶贫就表达了基本的感情倾向。

　　　　　　　　“这岂不是在饥寒贫困的农民
　　　　　　　　‘口中夺食，身上剥衣’吗？”

　　采访近10天，我觉得这批老知青既朴实善良，又有着新时代的气
息。但他们身上理智之音有时很微弱，“第二次插队”后，他们觉悟
了。

　　田明理说：当年到这偏远的山西地界插队并不是我们的愿望，北
京站撕心裂肺哭号泣别之声虽过了30年，还仍同昨日。我们足迹泪水
遍荒山，欲学不能，以至无学无问，回城后无立锥之地，上有父母、
下有妻儿，步履维艰。我们重回这里扶贫，不怕穷、不怕苦，就怕这
里的干部心思不在贫困百姓身上。当年很少有干部敢像现在这样干，
挪用和冒领扶贫款还得了？这样的环境下，你就是有再好的想法也得
泡汤。

　　他们很少有飞黄腾达者，但不在其位也谋其政，他们希望通过剖
析大宁，使国家考虑修改整个扶贫政策：

　　“国家的扶贫款和各种其他款项每年有一千多万元下到大宁，这
可是个大热门，有些单位可会打贷款报告了，报告天天打，还贷时就
摆出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像，甚至假报债务人死亡。”

　　“山都砍秃了，工厂一个个倒闭，牧业弄成那个样子，就会‘行
文’要、要、要。县政府四周都是大秃山，哪怕种几棵树装一下门面。
世界银行的黄土高原水土保持费都是怎么用的？以至世行毅然削减款
项。”

　　“他们有些人对世界最先进的‘小额贷款扶贫方式’不感兴趣，
因为那钱没法乱花，每笔都要细细报来，而且不掌握在他们手里。”

　　“一个不到6万人的特级贫困县（国家级），吃财政的就有5000人，
近十分之一。另外，有小车100多辆。”

　　“计划生育差不多崩溃，农民普遍生有四五个小孩，生六七个的
也不鲜见，生四五个的照样当乡干部，生两个的县干部也大有人在。
有一次刘琪泉指着鼻子骂当地一老农：生、生，就知道生，生了7个还
生……”

　　老知青们争先恐后给我谈这些事情，其强烈程度远超过他们受的
那点委屈。

　　刘琪泉一脑子气，给国务院扶贫办写信反映情况：实际扶贫款大
多数没有落到真正需要的贫苦农民手里。大宁县仅3年中被查出来的挤
占挪用扶贫资金就达一千多万。

　　临汾地区有关部门对该县100个得到扶贫贷款的人调查，发现绝大
多数是干部和职工，当地叫“贷大户”，也就是越有权越有钱的越能
贷到扶贫款。

　　一位与北京知青来往很多、出身大宁的北京离休老干部苏林给有
关方面写材料说：“这岂不是在饥寒贫困的农民‘口中夺食，身上剥
衣’吗？这连起码的做人的道德基础都没有，何谈一个政府和干部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但对这样严重的犯罪行为，当上面查出来了，县上最高领导怎
么说的：‘反映了部分干部对扶贫资金的严肃性、政策性认识不足，
对扶贫资金的使用认识不够，造成工作中的偏差和错误……’

　　“共计处罚12．788万元即算了事。这真是个人犯法，公款赎罪。”

　　“贫不能这个扶法。希望国家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不要再浪费扶
贫款了！”

　　知青们最后几乎恳求记者把他们的意见写出来。

　　回京后看到与知青一起搞扶贫的大宁籍老干部、原国务院计划起
草小组军工组组长范铭写的材料：“解放前没有一分钱的补贴，大宁
还是有名的‘小金殿’。可解放后，国家年年给，年年吃国家财政补
贴，越吃越多，现在竟成了全国有名的‘特困县’了。这到底是什么
原因？”

　　范老含蓄地说：是不是大宁政府机构多，吃财政的人太多了？买
工作、买户口的现象能否禁绝？在位掌权的大小官员，婚丧、生子、
满月、周岁、十二岁、祝寿、开业、暖窑给人们发通知、敲榨财物的
恶习能否带头禁绝？

　　临离大宁，我见到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北京老知青王萍。她在太德
乡茹古村插队31年，与当地一复员军人结婚。她面如当地农妇，一口
京腔已变成我几乎听不懂的晋南话。

　　她受众知青扶贫的影响，也搞了一个扶贫规划：“小流域治理项
目”，即在1200亩的荒地上植树修田。估算需要资金90多万元。有人
劝她，根本要不来这么多。于是她现实了些，第一步打算要20万。她
听人说，不跑不送，根本没戏，于是借高利贷一万元（一年后还一万
五）走州上县。几个月下来，高利贷花完了，贷款连影子也没见着。

　　在媒介上，总能看到知青们无法割断与过去的联系的故事，想尽
办法为第二故乡的百姓捐钱、做事。现在，大宁的北京知青们揭示了
故事的另一面，这也许是更为深刻的一面——没有政府机构的精干有
效，没有官员的清廉，没有百姓素质的提高，善良和无私的扶助，就
难以摆脱被嘲弄的命运……

　　注：中国青年报1999年8月16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