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节选）
杨健著
第二章 最初的地下文艺沙龙——
夏仲、黎利地下沙龙(1967—1970)
一九六七年北京“地下高级社会”
一九六七年夏天，当全国在江青“文攻武卫”的口号下，进入全
面内乱时，在北京已有一批文革初期的“运动领袖”和政治力量退出
运动舞台。
在北京各中学“四．三派”、“四．四派”登上政治斗争舞台的
同时，“老红卫兵”已开始脱离政治斗争。除一部分人结伙进行文艺
演出，大部分开始“逍遥”。作为被当时批判的“逍遥派”、“颓废
派”这些人聚在一起游山玩水、聚餐、交流书籍、传唱外国歌曲，学
写新旧体诗等，这就是后来文艺沙龙的雏型。
地下理论领袖们
李坚持文革初在国防科委工作，因为参加“三军冲派”被抓到监
狱关了一阵子，被释放后即被下放到一个半导体元件厂。这是个不大
的小厂。当时因为参加“三军冲派”被踢出军队的各种专业人才不少
。李坚持的小提琴老师ＸＸ即是一个。他原在海政文工团拉小提琴，
他的琴拉得相当够水平，是在东北跟白俄学的。ＸＸ戴一付眼镜，一
头乱发，神经质，典型音乐家气质。李坚持的气质和举止在当时给人
一种“职业革命家”的感受，比较成熟、激进。
不久，李坚持又把同厂的陈小冬、范思学和周文林介绍进来，形
成一个四五个人的小圈子。这其中，还有范思学的妹妹范婷，有一段
时间她把东北知青的一些诗带给大家看（当时她在东北下乡）。其中
一首写嫩江平原风雪的诗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李坚持也带来一些手
抄本的小说、诗歌。后来，雷明、陈乐平等人也出入于这个圈子。
当时，在这个圈子里相互传看文化大革命前“内部读物”（供高
干阅读），一般为灰皮，又叫“灰皮书”。有《第四十一》、《一寸
土》 （苏联小说，巴克兰诺夫），《跟著太阳走的人》、《高空》
、《雁南飞》、（以上为苏联电影剧本），还有一些政治书籍如《铁
托传》、《斯大林传》（托洛斯基撰写）、《新阶级》（南斯拉夫，
德尔拉斯）。政治、哲学、文学都有。其中《新阶级》一书在北京各
个沙龙中影响甚大。德尔拉斯是南共理论家，他认为在共产党掌握政
权之后，如不加以防止可能会产生一个压迫人民的新阶级。这令人联
想起文革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理论。当然，德尔拉斯
是从“右”的角度阐述的。
在此之后，北京“内部书店”出售黄皮书，“高干”持特殊证件
方能进入购买。黄皮书也开始在圈子中流传：布隆恰夫的《经理的故
事》、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和《白轮船》、《落角》、《多雪的
冬天》、《你到底要什么》。
有些时候，几个朋友会在马凯、新侨或是东安市场去喝一杯啤酒
。一九七○年绝大多数的朋友都在插队、兵团或是当兵，整个北京显
得空荡荡的。只有少数几个圈子在秘密活动。此后加入的还有一个刘
森。他五○年毕业于徐悲鸿学院，坐过牢，放出后没有工作，自己在
香山附近用泥烧制一些佛头给农民，换一些钱过活。他个性放荡不羁
，富于感情，当同朋友们谈论起他所喜爱的欧·亨利的小说，就会激
动得身体发抖。此人还在民间学了些“相面”、手相、奇门遁甲之术
，颇有心得。有时，刘森来会朋友，有时，朋友去拜访他。他住在香
山脚下的一个村里，一间简陋的土房，一副“老农”的样子。
当时，大家出于对“文化大革命”强烈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下
的民主与法制表示关切，开始探讨，社会主义应该怎么搞，还有中国
未来的命运如何？这是“地下文艺沙龙”向理论研究迁移的开端，最
终导致了后来政治镇压的结局。
一九七五年九月，江青集团在对李坚持等人进行长期监视、监听
、外调后，将其逮捕。
黎利与“地下文艺沙龙”
一九六九年冬天，部分下乡插队的知青由农村逃回城市。这时的
北京已一片肃静、凝固、冷落。在这种寂静冷峻的气氛下，一些新的
知青沙龙开始萌生出来。留在城市的知青与从乡村归来的知青在沙龙
中重新聚合。
黎利，女十二中学生，女才子。当时“地下上流社会”知名人物
，是当时北京有名的“三利”之一。其父是长征干部。传说黎利性格
仍带有祖籍湘西色彩，泼辣、干练。文革中，造反派砸门而入，要抄
黎彪的家。黎利手持两把菜刀，挡在门口，造反派没有人敢上前同她
较量，后来黎利被人抓入公安局，曾与翁ＸＸ关押在同一间牢房。
翁ＸＸ，中央美院附中毕业（比王仲高一年级），父亲是大历史
学家。翁ＸＸ在文革初绘《百丑图》，因为“丑化中央领导人”而被
捕入狱。黎利则是反中央文革小组入狱坐牢，两人同关一室这是一种
有趣的巧合。
黎利由农村返城后，在她周围很快聚集了一些人，形成了一个文
艺沙龙。在这个沙龙中，大家一起谈哲学，谈马列，搞意识形态，也
弹琴唱歌，也搞文学。有时候，蹬自行车外出野游。
黎利曾将自己写的散文、札记拿给朋友看，厚厚一本，有文学作
品，有哲学，还有插队笔记。
在黎利的圈子里还出了一个后来颇有名气的《九级浪》的作者毕
汝协。
黎利曾告诉朋友说：“毕汝协的这篇小说，基本上是我启发他写
的。”黎利向毕汝协提供了相当多的人物素材，并给予相当的鼓励。
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逃亡》
毕汝协，文革运动中的过来人，老红卫兵，其父是中宣部的一名
司局级干部，他的小说《九级浪》与佚名作者创作的《逃亡》等手抄
本奠定了文革中“地下文学”的基石。《九级浪》的篇幅虽然不很长
，有十万字上下，但是其内容份量和历史跨度已基本构成长篇。毕汝
协是文革中运用批判现实主义手法的第一人，也是在文革运动中直接
反映文革社会生活现实的第一人。他的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像司马丽
，就生活在人们中间，具有典型的真实性，小说所描述的人物生活场
景也是人们熟悉的，正是当时高知、高干子弟经常出入的地方—像“
老莫”（莫斯科餐厅），像“沙滩”（其中一段描写沙滩夜景光怪陆
离的灯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颇有安德烈夫的笔法）。虽然是反
映人们生活中正在发生著的事情，可是《九级浪》让人读后仍感惊心
动魄。小说中自然流露出对外国艺术家和其作品的熟悉，毫无文革后
作者生拉硬扯的矫饰造作之感，小说涉及音乐、绘画、美学都很轻松
、得体，表现出作者在浓厚西方文学浸淫下的修养。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主人公是个中学生，每天坐在家
中二层楼上看书绘画，每日百般无聊，像十九世纪的作家俯视下面的
平房四合院，那里生息著芸芸众生。一天，男主角忽然注意到一个美
丽少女从窗下走过，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发现女孩经
常从窗下走过，气质不俗。渐渐，男主角开始期待她每日的出现。此
时的“我”，还是一个纯洁的少年。后来，“我”与“她”—司马丽
一同结伴和一位绘画老师学习画画，但“我”的心爱的女朋友被绘画
老师骗奸了（这一解释过于简单，还另有说法）。司马丽从此走向堕
落，“我”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幻灭了。最后这个“我”，也跟著
其它的男性后面，玩弄了自己从前心灵上的圣洁的“女神”—司马丽
。
司马丽是在人民解放军围城的炮声中呱呱落地的，可以讲是与新
中国同时诞生。她的父亲是一个旧知识份子，家庭具有旧官僚的背景
。司马丽是父亲小老婆生的，这使她在重视抓阶级斗争的社会环境中
，和文革开始后“血统论”横行的时代备受歧视和屈辱。可是司马丽
却表现出了惊人的高贵、独立和圣洁。到文革运动的后期，司马丽的
家庭受到重大打击，本人又孤立无援，前景渺茫，看不见任何个人出
路。在一个夜晚，“我”偕司马丽学画归来，在小胡同里突然被“流
氓”拦劫，“我”被用刀子逼向墙角，仓惶逃避，司马丽被“流氓”
拖到黑暗角落里强行施暴，幸亏有下班的人路过，将司马丽解救。司
马丽衣衫撕破，一人在黑暗中徘徊，“我”追随在后。后来，“我”
发现司马丽跑到了绘画老师家里，教师屋里的灯熄灭了，“我”受到
毁灭性的打击，捂著脸跑开了。
小说的名称，缘于俄国画家埃瓦佐夫斯基的油画《九级浪》。画
面是：茫茫大海，乌云密布，九级惊涛骇浪之中，一只帆船即将倾覆
的场面。小说中教师家中即挂此画。司马丽堕落后，生活放纵，与以
前判若两人，毫无廉耻可言。男青年们中间流传她的脏话，说此女浪
得厉害。“浪”得够九级了。
在小说结尾，男主角也与司马丽发生了性关系，胡闹一通。写胡
闹的过程，司马丽脱下衣服，胸部露出烟头烫的疤痕，以及金丝镶边
的乳罩（腐朽的象征），场景触目惊心。男主角“我”玩弄了司马丽
之后，小说迅即跳到“老莫”。展开“我”与朋友在餐桌上的一段对
话，用调侃的语气说：老师是第一个（指玩弄司马丽），“我”跟在
后边，踏著老师足迹，其它人一个一个跟著上。至此，小说就结束了
。（另有一版本，小说结尾交待，男主角同司马丽一同前往山西农村
插队）。
小说表现出作者对高干、高知子女和他们圈子的熟悉。他对“脱
衣服”之类的描写，使大多数当时知青感到惊骇，包括圈子里的绝大
多数人都没有接触到这么多社会“阴暗”，但是，没有人对小说的真
实表示异意。《九级浪》实际上是走在“生活”前面的，有预见性的
一部作品。
《九级浪》用“直面人生”的冷峻，撕开了生活的种种假象，用
一种犀利和简洁道破许多真实。小说中穿插司马丽父辈在巴黎花天酒
地的生活，又反回来写文化大革命，形成了历史纵深感。作者对一代
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迷惑、幻灭、扭曲和堕落，写得准确透彻。
小说再现了一代青年人在运动冲击、精神压迫下所共同经历的分裂、
瓦解、蜕变的“心路历程”。司马丽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最具光彩
的“悲剧人物”之一。作品把我们领入她的内心世界，茫茫大海在九
级狂浪滔天中，险境环生，她绝望挣扎，渴望拯救，她凭著弱女子的
勇气与命运搏斗，最后甘于自我毁灭、沉沦、腐烂。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哪一个心灵深处不曾掀起“九级浪
”呢？司马丽是恩格斯所讲的，文化大革命“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在“四人帮”文化专治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遵循和坚持艺术自
身的规律，关注“人”，关注人的“心灵”，这一切实在难能可贵。
《九级浪》于一九七○年迅速在北京知青中间传抄，并逐渐扩散
开去。小说在当时得到普遍欣赏、认同。但在当时，还谈不上“赞誉
”。“物以稀为贵”，水落石出，在文革期间再也没有其它小说达到
《九级浪》的艺术水平。毕汝协运用文字比较简洁，从容不迫。在涉
及性事上语言驯雅，适可而止。观察趋于深邃，描述懂得简约。显示
出作者是个说故事的行家。但是作者在对“苦难”进行一番调侃、玩
味之后，似乎有一种堕落的轻松。这是一种心碎后无情感的冷静？司
马丽的“自毁”是一种抗议？还是一种“生活无意义”的证明？（作
者在小说中曾片断提到“存在主义”。）读者在读完了这部辛辣、酸
楚、惨烈的手抄本小说之后，只好自己去掩卷沉思了。
当时，有小道消息说，周总理看过《九级浪》后讲，作者还是有
才能的，是不是能写写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一传说，需
要考证。
与《九级浪》同时流传的还有一部《逃亡》。
《逃亡》记述，在东北插队的几名知青，扒火车返城的经历。这
几个知青，爬入一拉煤空铁皮车厢，几个人在寒风中蜷缩成团，各自
进入回忆，每人有一段往事加以倒叙。小说结尾：在东北某一小站，
这几名知青被冻僵的尸体被人发现，几个知青抱在一起在睡眠中一去
不返。
当年“扒车”应是许多知青共同的经历。有扒闷罐车冻死在里面
的。有在车皮里生火取暖烧死在里头的。有扒客车被关押的。小说中
的知青在临终前梦想到了他们的童年、少年、梦见了自己的父母亲人
。这不禁令人想起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
小说运用不同人物的回忆，包容了文革初不同的生活层面，有人
性的丑恶、污秽，也有一闪即逝的美妙片断，不同的回忆片断，剪辑
在一起构成了文革的历史场景。这是一部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暴露黑
暗面的作品。还没有一部小说，能够把知青悲惨命运揭示得这么尖锐
、深刻。
小说《九级浪》、《逃亡》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正在于，它对文学
“虚假现实主义”传统的反拨。它背弃了《创业史》和散文集《雪浪
花》这样一些假现实主义和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一批作品，拾起了“批
判现实主义”的“五四文学”传统。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无畏的抉
择和开拓。
第三章
从郭路生、齐群的形式革命到童话诗的泡灭——
赵一凡地下沙龙(1970—1973)
赵一凡其人与新诗歌运动
一九七○年冬在全国掀起了以刘少奇为靶子的批判“地主、资产
阶级的人性论”的高潮。在一九七○年二月开展的全国“一打三反”
运动，到一九七○年十一月，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000
0多名，捕了284800多名。其中不少是冤假错案。一九七○年八月二
十日，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死刑）
，就是一个典型错案。
正是在这样严酷的冬天，北京知青精神上的早春开始了。
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
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苏
俄）、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同时，在青年
中开始流传手抄本的小说。华汝协的《九级浪》、甘恢里的《当芙蓉
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诗《相信未来》。
在北京秘密活动著的文艺沙龙中，此时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大沙龙
、大圈子。许多后来知名的青年诗人、新诗歌开拓者以及许多爱好文
学的青年都曾出入其中，不少文艺圈子与此大圈子发生过交叉关系。
这就是，赵一凡主持的地下文艺沙龙。
要了解这个沙龙的活动，必须要先了解赵一凡这个人。
越一凡(1935—1988)原藉浙江义乌。生于上海。父母都是高级知
识分子。自幼因病致残，两度卧床十五年。上过三个月小学，自修完
大学文科。主要从事文字改革、儿童文学编辑工作，并做过古典文学
书籍和辞书的校对工作。一生中还有一个重要贡献，进行私人性质的
文化资料的收存、整理。在文革中，保存了地下文坛大量珍贵的文学
资料。一九七五年初，因“交换、收集、扩散反动文章”，被冠以组
织反革命集团“第四国际”罪名，逮捕入狱，一九七六年四人帮粉碎
后出狱，所抄没的一部份资料也幸得发还。由于赵一凡多年的细心收
藏、编辑，保存下来大量文学资料。其中相当部份已被原作者遗失、
忘却的诗稿，藉此得以重见天日，得到发表。使不少诗歌最终由“地
下诗歌”，变为“地上诗歌”。赵一凡是现代诗歌默默的奉献者，为
“地下诗坛”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了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诗
人的普遍敬重和爱戴。
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说，“他是个没有年龄的人，你说他二十岁也
可以，说他四十也可以。人们对他愈接近，越会产生一种‘神秘感’
。按照文化大革命当时的阶级斗争眼光来看赵一凡，无疑属于一个‘
精神’教唆犯，一个隐蔽很深的‘现行反革命’”。
赵一凡的一生从别人眼中看，也许是十分不幸的。他自幼脊髓有
毛病，造成全身瘫痪。四岁即睡石膏床，整整睡了六年。这期间还不
断做过大手术，经过连续开刀，他逐渐可以起身，最后里面穿上铜背
心，恢复能够拄著双拐行走。也许从记事时候起，他就生活在与“痛
苦”搏斗中，所以，也形成了不同常人的顽强。他的父亲赵平生，是
一九二六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即在党内被打成托派，他一方面不
断在国民党监狱中坐牢，同时又在共产党内挨整。他本人是一个学者
、哲学家，受过高等教育，曾在革命战争时期担任根据地一份著名的
报纸：《盐埠日报》的主编，解放后任“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
长。赵一凡的母亲出身于上海大资本家，也是个知识份子，写一笔极
漂亮的楷书。一次在上海她报考一待遇十分优厚的秘书职位，从几千
人脱颖而出，被选中。因为赵一凡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要从事革命
工作，赵一凡随父颠沛流离，一生中没有进过一天学校。他的文化是
看《西游记》、《三国演义》学来的。在三、四十年代，他十几岁就
写了一本儿童读物《列宁的故事》并在上海设法出版。他的父亲是一
个特别正派的学者，赵一凡自幼受其父影响，非常正统，信仰共产主
义。读了很多马列的书。
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说：“这个人非常聪明，记忆力惊人，治学和
办事特严谨，品质高尚。这个人很矛盾。也很正统，非常革命但又很
‘右’。赵一凡在一九七三年给一位老干部写了一封信讲：‘你的女
儿与我交谈，我发现她是个很好的青年，但阶级觉悟不高，对老干部
看不起，比较担心她的发展。’他就是这么正统的一个人，但又作了
许多与当时政府相违背的事情。”
五十年代赵一凡曾在街道上作过青年工作，后来，他在“文字改
革委员会”参与编书，当时编的书有儿童的、语言的、语音的。后来
，赵一凡实际上已经是一名语言专家。他的文学和语言学已经到了这
样的程度：商务印书馆的《辞源》一书的最后一校，都是归他校对的
。他的父亲是“文改会”秘书长，让赵一凡为“文改会”长年工作，
却从来没想到为他儿子弄一个编制，一直是编外。有时到班上去，有
时拿活回来干，还要加班加点，从未拿过国家一分钱工资。
在文革初，赵一凡的身体已恢复到脱离开轮椅能拄拐行走。当时
，他的活动范围几乎遍及整个北京，到北大、清华等校去抄大字报，
留下了很多资料。从运动一开始，他就致力于收集民间流传的东西，
各种各样的小报、传单。到了文革后期，通过各种渠道在他手中汇集
了很多手抄本的诗歌和小说。他手中掌握著大量的文革中青年思
想活动的材料。
赵一凡作的另一项工作，就是传播书籍，致力于对文革中一代青
年人的文化启蒙，“传书”是促进“圈子”发展的一个“源动力”，
也是青年交流思想的重要方式。交换图书，交谈读书体会，是沙龙生
活的内容之一。
当时各图书馆都已封闭，一切文学作品（除帮派文艺）都成为毒
草，图书奇缺。赵一凡留心搜集各种文学作品，然后把这些书传播出
去。他安排得特别巧妙，一本书让这个人看完了，然后直接传给另一
个人。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讲：“赵一凡希望大家能够成长、成熟，对
大家作了很多启蒙。他的大量书信（特别是七二年、七三年）内容常
是评介某几部书；经常是某人ＸＸ时来我处取ＸＸ书，ＸＸ时间了、
ＸＸ书该还了；信件经常是这些内容，（他所有的书信都留底稿，写
在使用过的纸张的背面，字极小而又整齐。）
灰皮书、黄皮书、手抄本
起初，沙龙中只传阅文革前出版的各类小说，以及“灰皮书”（
文革前的内部书，多为灰皮）如：《第四十一》等，后来又开始传阅
“黄皮书”。“黄皮书”在文革中，由内店部书印刷发行，只供高干
阅读，封面多为黄色。内容多为苏联小说，如《你到底要什么？》、
《多雪的冬天》和剧本《椅子》。《椅子》是国内最先介绍进来的西
方先锋艺术，介绍的目的自然是供批判。
徐晓见到赵一凡是一九七二年。江青在一九七○年初，已经点名
批判《相信未来》。此时在“沙龙”中弥漫著一种偷食“禁果”时的
犯罪欣悦感。徐晓于是读到第一本禁书。徐晓回忆讲：“在此之前，
我没有正式读过一本文学作品，当时，我虽然已是一名小学教员，却
才十七岁，刚初中毕业，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
《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徐晓通过沙龙认识了后
来成名的诗人北岛、芒克等人，并介绍史铁生与赵一凡相识。史铁生
是陕北插队知青，因伤残病退返城。两人就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
的利己主义”进行了讨论。史铁生提出，王杰舍己为人的行为可以用
车氏“合理的利己主义”来解释。王杰不扑向炸药包，事后他的内心
将是痛苦的，只有扑上去，他的内心才能平静。
在这之后，徐晓还读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红与黑》、《
战争与和平》等书。徐晓讲，“赵一凡是我的精神导师，他使我认识
了人的问题。知道还有一个人的问题存在。我不仅是个共青团员、教
师，而且是人。”
赵一凡家的沙龙是开放性的，不同色彩的小圈子在这里发生交叉
。赵一凡作为文学青年们的“精神领袖”对他们的生活、思想和艺术
追求产生过深远影响。
郭路生和齐群等人，以及后来形成的白洋淀诗群，都与赵一凡有
过接触交往。赵一凡对地下诗坛的每一点开拓，都表示理解和赞许。
对青年诗人们拿来的小诗都加以指教并珍藏、整理，以至这些诗人早
已将这些诗歌遗忘，他却能把它们汇集成册。应该说，赵一凡是同新
诗歌运动渊源最深、联系最广泛，最密切，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新诗歌第一人：郭路生与《相信未来》
郭路生，笔名食指。（一九四八——）原籍山东，出生于北京一
个干部家庭。文革中新诗歌的第一人，为现代主义诗歌开拓了道路。
他的诗作有《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酒》、《还是乾脆忘掉她
吧》、《烟》、《命运》、《疯狗》、《愤怒》、《相信未来》、《
鱼群三部曲》等。
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四点零八分，一列火车缓缓驶离
了北京站，郭路生就坐在这列火车上，“上山下乡”的历史洪流将他
同千百万知青席卷到广阔天地中去。在这历史的时刻，“一片手的海
浪翻动”起来，列车在泪雨中渐渐加速……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口。
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郭路生的成名作是《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像“闪电”像“施魔”，迅速抓住了当时青年的心
。
当珠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馀烟叹息著贫困的悲哀，
我顽固地捻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地望著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是呵！相信未来，
这是最温暖的手臂，
是啊！相信未来，
这是最迷人的色彩。
捕捉住读者心灵的不仅是那种“出人意料”的大胆的浪漫主义，
还有那明澈如秋水般的纯洁。诗人像水晶一般的透明，在污秽、压抑
的环境中突然看到这样纯净的诗句，仿佛是目睹了一种奇迹。隽秀的
诗句和儿童一般执拗的真诚深深打动了青年们的心。
我要用手指——指那滚向天边的波浪，
我要用手指——托起那太阳的大海，
我摇曳著曙光——那枝漂亮而温暖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记本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的相信未来，
是因为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他们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他们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他们对于我们这些
迷途的惆怅和失败的痛苦
是给以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讽刺。
我相信他们，
对于我们那无数次的探索，
一定给以热情、
公正、客观的评定！
当千百万知识青年卧伏在草莽深处暗暗舔吮自己身上的创痕时，
当昔日狂热被冷酷的现实击得粉碎时，当青年们苦闷地寻求出路时，
这种孩子式的形而上的信仰尽管十分盲目，仍然能感动和鼓舞他们奋
斗下去。
亲爱的朋友啊，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一切的青春，
相信永不衰竭的斗志，
相信未来，相信生命！
前程啊，一定光明，
未来啊，一定美好，
生命啊，永远前进！
《相信未来》是文革“新诗歌”的发韧之作。它的出现，唤醒了
一代青年诗群。
《相信未来》及天才作者郭路生也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这一切
甚至可以朔源于六○年代初就曾活跃过的一代现代派诗人：张郎郎、
牟敦白、董沙贝、郭世英等人。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期间，郭路生
曾出入于牟敦白家中的“文艺沙龙”。其成员有：王东白、甘恢里、
郭大勋。几个人经常聚会，玩秘密写诗的游战。喝酒，没有钱，只能
喝廉价酒。下酒菜是咸菜，有一次，董沙贝带来个青萝卜，用铅笔刀
削削，大家吃得特别有味。
牟敦白当时才从狱中出来，他是郭世英一案中最年轻的一个。要
搞清当时牟敦白沙龙的背景，就必须了解郭世英一案及郭世英其人。
Ｘ小组的复没及郭世英之死
郭世英是郭沫若之子。据万里之子—万伯翱回忆，其身高一米八
○，在一○一中读书时曾是校足球的门将。他不仅热爱运动，体力充
沛，而且聪明过人。二十万言的《古文观止》默读两遍就可以基本背
诵下来。一九六二年，郭世英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全国掀起
学哲学热潮，基层单位也纷纷成立学哲学小组，报刊上不断登载各行
各业运用哲学思想，主要是“一分为二”观点解决从政治到军事，从
生产到教学的各种各样问题和矛盾的文章。“一分为二”被视为解决
一切矛盾的万能法宝。在这种气氛下，郭世英同几个同学组织起来向
哲学“禁区”进军，天真加认真，使他们提出了许多敏感的哲学上的
未知数，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小组命名为：Ｘ小组。
他们研究的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
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
？有没有顶峰？等等。他们的讨论常常是通宵达旦，寒暑假也以通信
方式相互探讨不断提出的Ｘ。Ｘ小组的言论和活动，引起北大和公安
部门的注意，有关部门从截获的书信和油印刊稿上，掌握了他们“严
重的政治问题”。因为，赫鲁晓夫的名字俄文拚写的第一个字母也是
Ｘ，Ｘ小组便“顺理成章”地被视为“赫鲁晓夫集团”。在当时中共
“九评”公开信论战的气氛中，在强大政治攻势下，Ｘ小组土崩瓦解
，纷纷落网。郭世英被定性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性质
属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在周总理亲自过问、安
排下，郭世英被送到河南西华农场，以“下放劳动”名义到农场劳动
。
郭世英Ｘ小组的被破获，全数被捕，使当时张郎郎、董沙贝、张
文兴、张新华、于植信、张振洲、张润峰等人的“太阳纵队”（诗歌
沙龙）如惊弓之鸟，才活动不几天即自行解数。
郭世英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廿六日清晨六时，被造反派“迫害致死
”。在农业大学私设的牢房中，他被四肢捆绑在椅子上，轮番批斗，
连续三天三夜，受尽人身凌辱。然后，人反绑著从关押他的房间一个
三层楼上窗口中，“飞”出来……肝脑涂地，血染红了楼前的土地。
死时年仅二十六岁。对于他的死，万伯翱说是，“血的抗议”自杀。
张郎郎说是，他杀。
郭世英也善长写诗，但极少传世。万伯翱保存了他当年在西华农
场黑板报上写的一首儿歌《小粪筐》。
小粪筐，／小粪筐，／粪是孩儿你是娘。／迷人的粪合成了堆，
／散发五月麦花香。／小粪筐，／小粪筐，／你给了我思想，你给了
我方向，／你我永远在齐唱。
才华四溢的郭世英仅仅给我们留下这么一首歌颂粪筐的儿歌，这
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牟敦白是郭世英一案中，最早被放出来的。沙龙中所有的都生活
在这一案件投射的阴影之中。一九六六年，张郎郎因为“太阳纵队”
、秘密聚会、袁运生的画等罪行，被关押。张郎郎逃跑……在和朋友
分手之际，在王东白本子的扉页上写下四个字：相信未来。
当张郎郎逃往南方时，甘恢理写下伤感的别离诗《我不相信：你
已离去》（题目不确）。而郭路生，则写下那篇名作《相信未来》。
所以，郭路生曾对张郎郎说：“我那首《相信未来》，题目得自于你
。”
正是上面所述的一切，导致了郭路生的“早熟”。当他写作《相
信未来》一诗时，在他身上已积累了至少一代人的地下文学史。
郭路生是文革中新诗歌运动的第一人。
仅仅凭著《相信未来》一诗，食指（即郭路生）名满天下。他的
诗在当时的青年中间秘密流传甚广。无论是在山西、陕北，还是在云
南、在海南岛、在北大荒……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秘密传抄食指的
诗。当时人们对食指有种种猜测，传得神乎其神。甚至被关押在北京
公安局看守所中的张郎郎也在大狱中，听说了这首诗。郭路生在文革
后期，逐渐精神崩溃，成为精神病人。据陈小雅在《海南纪实》上撰
文回忆与他同赛福鼎女儿赛莎莎的悲剧性恋爱有关。他的好多诗都是
写给赛莎莎的，但赛家不同意他们好。陈小雅撰文回忆当年与郭路生
见面的情景，对他印象特别好。说他为人谦虚，也很大方。每当聚会
的时候，大家说：“你他妈写得不错，给咱们来一首。”他一点也不
忸怩，说：“好！我给你们朗诵几首吧！”朗诵完，还自谦地说：“
写得不好，请多提意见。”陈小雅当时还煞有介事地给他的诗提出了
些意见。郭路生挺耐心地听著。那时的人都很狂，而且听众里还真是
藏龙卧虎。后来成名的诗人北岛在法国回答记者提问，回忆说他当时
为什么写诗，就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
“白洋淀诗派”的多多后来对郭路生评价说，他是“自朱湘自杀
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七○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
伏在地下的第一人。”
从流传的极少的几首诗中，依稀可以看到他爱情生活的痕迹，以
及心灵的碎裂状态：
火红的酒浆仿佛是热血酿成，
欢乐的酒杯溢满疯狂的热情，
而如今酒杯在我手中激烈地颤栗，
波动中仍有你一双美丽的眼睛。
——《酒》
眼泪幻想啊终将竭尽，
缪斯也将眠于荒坟。
是等爱人抛弃我呢，
还是等我也抛弃爱人。
——《还是乾脆忘掉她吧》
一九七四年郭路生其时已经精神崩溃，他写下了《疯狗》：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彷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恰巧这是一首能恰当形容当时知青心态的诗歌，或许这是一种巧
合，但是却意味深长。到了一九七四年，一代青年人实在已经不堪压
迫，失去了盲目“相信未来”的勇气。他们有“太多的鞭痕，太多的
疑团，在黄沙迷茫中他们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信仰，”像郭路生诗中
的“疯狗”。徐敬亚在评价《疯狗》时说，“辛酸的诗句真令人心灵
颤栗。”“当多少人在颂歌中晕眩，在“主人翁”的口号中陶醉的时
候，”他“却对蒙著红光的暗夜发出了反叛的嘶叫。这不是丧失理智
的哀鸣，恰恰是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呻吟。”
依群的形式革命：《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
在郭路生之后，新诗歌运动中崛起的知名诗人是依群，他把诗歌
形式向前作了大胆的一跃。
依群（齐云），北京５中高三学生。当时，他不但写诗还写电影
剧本，他的代表作是《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长安街》、《你
好哀愁》等。《纪念巴黎公社》一诗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大江南北
，为知青们所赞叹、吟诵。
美丽的夕照浸著奴隶的血滴，
骄傲的逝去了，
黄昏包围著拉雪兹
——这是最后的巴黎。
终于在仁慈的硝烟中
升起了梯也尔无耻的旗。
啊！拉雪兹——不朽的巴黎
不错，枪声从这里沉寂
诗篇断了——
但这仅仅是序曲。
在这伟大的前奏之后，
悲壮的交响乐
将穿越一个世纪。
啊！拉雪兹——革命的巴黎
你是暴风、是闪电
虽然终于消失在黑暗里。
但是这就够了！够了！够了！
你划时代的一闪，
开辟了整个一个世纪。
啊！拉雪兹——高贵的巴黎
歌手沉睡在你的深底。
一个世纪过去了，
满腔热血化成了五月的鲜花，
开在黄的、黑的、白的国度里。
今天，傍晚又降临了，
巴黎揭去了金色的王冠，
塞纳河洒满素色的花环，
在拉雪兹——树林荫蔽的小径上
徐徐升起了
那悲壮的歌曲：
“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拉雪兹的傍晚——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
多多后来将依群同郭路生加以比较，说：依群更重意像，所受影
响主要来自欧洲，语言比郭路生更为凝炼。多多认为，依群是“形式
革命的第一人”。仅从上面这首诗的内容来看，并不属于“地下诗歌
”范畴，因为其“革命性”不容置疑。此诗不能在当时发表的原因，
在于这首诗的形式。任何形式上的革命，在当时都是不允许的，属于
“阶级异己”行为。依群的“形式革命”（尽管是有限的）也的确显
露出一代文学青年深心蕴含著对“御用文学”的叛逆性格。
依群在当时对新形式的追求，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当然，在今天
看来他对旧的诗歌形式并没有更大的超越。
知青“幼稚病”与童话诗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的一九七二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低谷期
，北京的沙龙开始活跃起来，在这段时期诞生了《金色小号》、《星
星、雪花、微笑》等新诗歌。各种沙龙中流传的诗歌，通过不同渠道
汇聚到赵一凡的沙龙。出入赵一凡沙龙的文学青年们大多都开始学习
写诗，几乎人人是诗人。徐晓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悄悄写下小诗。她
把这些诗称为“儿歌”。
新诗歌在此时成为一种时髦。这些诗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种“梦
”的朦胧状态。共同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梦幻色彩、儿童心态成为这些
诗歌特有的标志。经过赵一凡的收集、保存，后来这些“游戏”之作
，在文革后多数得以公开发表。正是这样一批诗歌，后来影响和改变
了文革后中国诗坛的面貌。
带我走吧，风
到海和天空的边缘
去追寻梦境
——《带我走吧，风》
我看到浮动的月亮
那是我很久以前的愿望
忽然被顽皮的风唤醒
今天又来到我的心上
——《海边儿歌》
这些诗，已失去食指式的对未来无保留的信任。它们是“童话”
，虚无飘渺、稚弱，经不起现实阳光的照晒。尖刻地讲，这是一种重
扮童年角色的渴望，在医学精神病理学中称之为“幼稚病”。患者喜
穿童装、唱儿歌、做儿童游戏。在北京的沙龙中，一些知青诗人准确
地表述了他们的这种“心态”，或者说“梦态”。这是一种强烈的心
理需求，固守自己的美妙的“童话世界”。“梦态”与“现代主义”
的汇合，这就是被后来理论家们称之为唯美主义“朦胧诗”的创生。
诗人顾城有这样一段话：“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每
个梦，都是一个世界。沙漠梦想著云的阴影，花朵梦想著蝴蝶，露珠
梦想著海洋……
“我也有自己的梦，遥远而清晰。它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它是高
于世界的天国。它，就是美，最纯净的美。当我打开安徒生童话，浅
浅的胸海里就充满光辉。
“我向它走去，我渐渐透明。抛掉身后的影子，只有路，自由的
路。……”
顾城这段话是对“童话诗”最好的解释。
小路上
一颗迷途的蒲公英
把我引向蓝灰色的湖泊
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
我找到了你
那深不可测的眼睛
——《迷途》
让我躺在白云上做一个梦吧
我——想——你
——《梦之岛》
如果风会指路
所有小鸟
都能找到那座小房
没有门牌
罩上水雾的玻璃窗
画著心形标记
太阳的喷壶
把露珠洒在台阶上
桌上 紫丁香开了
关在钟里的欢乐
发出阵阵鸣叫
那时
我们是孩子或老人
都无所谓
——《住所》
一九七二年在山西、陕西，在内蒙、云南、北大荒……下乡知青
们已处于十分严峻的生活境地。大量知青逃回城市，或各寻出路。知
青们已自己宣布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失败。“返城风”正在悄悄刮起来
。在城市中，知青们在自己创造的“小气候”中，躲避政治运动的冲
击。此时知青们龟缩在尽可能避“风”的地方，渴望宁静、纯真地生
活。正是这种渴望创造出了这批“童话诗”。现实的严酷是“童话”
存在的充足理由。
这是一个真正的奇迹，郭路生曾征兆的纯净，通过另一种方式为
一批知青诗人所继承。这表明了知青身上为历史所赋予的共有的品性
：纯洁。在整个社会普遍道德沦丧的情况下，这批“儿童”的出现，
彷佛是浊泥污水中挺立出的一支洁白的莲花。他们的诗境，脆弱的如
同蚌壳，不过在其中毕竟包含的是一汪清水。
一小块葡萄园，
是我发甜的家。
当秋风突然走进哐哐作响的门口，
我的家园都是含著眼泪的葡萄。
——《葡萄园》
当然，谁也不知道明天
明天将从另一个早晨开始
那时我们沉沉睡去
——《无题》
这种安徒生式的“童话世界”与文化大革命硝烟滚滚的“阶级斗
争”、“路线斗争”与工农兵配合政治形势的“气势磅礴”的诗歌，
形成尖锐的对比。在江青集团封建法西斯文化专治下，文网织密。文
学青年们生存环境十分险恶，他们的新诗歌随时会遭到“文字狱”。
一九七四年，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来临时，“
童声”合唱也随著政治压迫的来临而很快在地下诗坛上消失。
童话诗作为现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革后的诗坛上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革波谷期与“白洋淀诗派”的产床——
徐浩渊地下沙龙（1972—1974）
1972年，在“9.13事件”之后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运动中，周
恩来领导中共中央进行纠“左”，文化大革命进入波谷时期，在1972
至1974年，北京文艺沙龙进入了它的黄金季节，在短暂的两年内形成
了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这一探索在1973年达到了高潮。
徐浩渊和她的沙龙
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一个小小的沙龙
。以徐浩渊为促进者或沙龙主持人。她是人大附中老高一学生，文化
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老红卫兵代表，因为《满江青》一诗影射江青
而遭逮捕，入狱两年。出狱后她便积极介绍西方文化。这个沙龙中主
要成员多是业馀的知青诗人，主要人物为画家彭刚以及谭小春、鲁燕
生、鲁双芹等人，后来成为“白洋淀诗派”的头面人物：岳重、栗世
征当时作为歌手而参与这个沙龙。出入这个沙龙的还有当时已出名的
依群。后来这个沙龙成为“白洋淀诗派”诞生的产床。
当时沙龙的生活是大家聚在一起唱歌、看画展、交流书籍画册、
为某一位成员过生日、出游……等等。沙龙的核心人物属彭刚，但沙
龙的“灵魂”是徐若渊。彭刚是继董沙贝、周漫游等画家以来中国第
一位现代画家，当时刚十七岁，就以其野蛮的力量震撼沙龙。此人是
个天才。后考上北京大学化学系，现在美国。徐浩渊则让人们传得很
神：她是当年苏共莫斯科大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那半个布
尔什维克徐迈进的女儿。在文革初，她化妆成叫花子到陕北民间做考
察。在城里经常穿印花蓝布的衣裳，这在当时被视为“标新立异”，
但徐浩渊我行我素。
白洋淀吹来的风
岳重进入沙龙之后，很快也成为中心人物。岳重同栗世征来自白
洋淀，插队已三年。岳重当时马上要被中央乐团录取，是个男低音（
现在仍在其位），而栗世征自认为是一个“永恒地唱不上高音”的男
高音。岳重很有天赋，其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家中有4000册藏
书。十五岁时岳重即将《人·岁月·生活》（爱森堡）、《往上爬》
（约翰·布兰）等黄皮书阅尽。这是他早熟的条件。十九岁即写出《
三月与末日》等八首长诗，此后一歇笔就是十五年，他的经历是神童
式的：中学数学补考；笛子拿来就会吹；画的漫画让每个被丑化的人
都开心之至；以至于后来到农村无师自通，在白洋淀站在船头高歌几
声就进了中央乐团。当时，在沙龙里岳重作为诗人还不为人所知，当
时的“头把小提琴”非依群莫属。
青年时代栗世征与岳重一直形影不离，栗世征讲：“如果没有岳
重的诗（或者说如果没有我对他诗的恨）我是不会去写诗的。”
“白洋淀诗派”三名主要干将：姜世伟（笔名：芒克）、岳重（
笔名：根子）、栗世征（笔名：多多）相识于文革前1964年，三人都
是十三岁，共同考入北京三中，分在初一七班，在1969年初又一同赴
河北白洋淀插队。在上初中二年级时，岳重的一篇作文曾刊登在《北
京晚报》上，第一句是：“八月，当鲜红的枣儿挂满枝头的时候……
。”文革中1968年初，多多和岳重曾写过一些古体诗。在纪念毛主席
诞辰七十三周年时，岳重曾提笔作赋：“一八九三年，红日出韶山，
春秋七十四，光焰遍人间。”在1968年晚秋又为同学占为明插队作诗
“卜算子”：“为明赴蒙古，毅登康庄路。北疆霜寒冻骨硬，程远雄
心固。”除了这些之外，这三个人都尚未有谁动过写诗的“妄念。”
1971年夏季的某一天对“白洋淀诗派”来说可能是个重要的日子
。其时，芒克、岳重等人已插队一年多，芒克拿来一首诗给岳重、多
多看。岳重当时的反应令多多大吃一惊，“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
”他复诵著芒克的一句诗，像吃了什么甜东西。可是，多多对诗和岳
重之间发生的重大关系一点预感也没有。那时，多多的笔记本上是隆
美尔的《战时日记》和加罗谛的《人的远景》。
1972年春节前夕，岳重把他生命受到的头一次震动带给多多，这
就是 《三月与末日》。多多坐在马桶上反复看了好几遍，不但不解
其文，反而感到这诗深深地侵犯了他，他对它有气！他感到一时不知
诗为何物，后来他发现自己在坚持自己固有的诗品观念：诗，不应当
是这样写的。岳重的诗与他在此之前读过的一切诗都不一样（他已读
过艾青的诗，并认为艾青是中国白话文以来的第一诗人），因此多多
判定：这不是诗。如同对郭路生的了解一样，也是随著时间多多才越
来越感到岳重狞厉的内心世界，其诗品是非人的、磅礴的。后来，多
多总结了岳重的形象，用一句话：“叼著腐肉在天空炫耀。”
继《三月与末日》之后，岳重一气呵成，又作出八首。其中有《
白洋淀》、《桔红色的雾》和《深渊上的桥》。当时多多认为《桥》
最好，后来岳重也认可这首。遗憾的是他的诗已大部散失。“三月与
末日”是当时地下诗坛最具现代色彩的诗作，全诗共九十八行。摘录
如下 ：
既然／大地是由于辽阔才这样薄弱，既然他／是因为苍老才如此
放浪形骸／既然他毫不吝惜／每次私奔后的绞刑，既然／他从不奋力
锻造一个，大地应有的／朴素壮丽的灵魂／即然他浩荡的血早就沉寂
／既然他，没有智慧／没有骄傲／更没有一颗／庄严的心／那么，我
的十九次的陪葬，也却已被／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成的篝火／烧成了
升腾的烟／我用我的无羽的翅膀——冷漠／飞离即将欢呼的大地，没
有／第一次拼死抓住大地——这漂向火海的木船，没有／想拉回它…
…
《三月与末日》
在岳重《三月与末日》写出之前，作为“第一提琴手”依群是当
之无愧的。
奴隶的枪声嵌进仇恨的子弹
一个世纪落在棺盖上
像纷纷落下的泥土
巴黎，我的圣巴黎
你像血滴，像花瓣
贴在地球蓝色的额头
歌颂巴黎公社的诗，我们见得多了，但是还没有人像依群写得这
样奇特、凝重、美丽。但是，岳重的诗被介绍到沙龙中之后，徐浩渊
立即断言，“岳重为诗霸，岳重写了诗没有人再可与之匹敌。”由此
1972年的下半年沙龙便处在岳重的光辉笼罩之下。依群的光芒渐渐消
逝。
诗歌的“决斗”
1972年六月十九日多多送友人去北京站回家的路上，忽然得句：
“窗户像眼睛一样张开了。”自此，他开始动笔，到了1972年底拿出
第一册诗集。在多多诗集未完成前，徐浩渊闻讯对多多说：“听说你
在“攒诗”，让我看看。”因为多多一直对理论、哲学感兴趣，所以
众人对他写诗不免有几分好奇。多多的诗拿到沙龙后，彭刚的反应是
：你写的诗比你讲的好——你讲的都太对！岳重的反应是暧昧和不服
气，依群大致相同，但多多自大狂式的雄心显然感染了他。依群希望
多多能把诗写得朴素，感情要货真价实。同时，依群对中国文化的命
运表示忧虑。多多认为这是依群后来洗手不干的原因。
多多原籍辽宁，1951年八月生于北京。从1972年写诗后，多多坚
持进行现代主义的探索，先后创作有：《回忆与思考》（５首）、《
蜜周》、《万象》（14首）、《致太阳》、《手艺》（以上写于：19
72—1973年）；《教诲——颓废的纪念》、《同居》（以上写于：19
76年）；以及动笔于1973年，完成于1980年的长诗《感情的时间》。
虚无，从接过吻的唇上
溜出来了，带有一股
不曾觉察的清醒，在我疯狂地追逐过女人的那条街上
今天，戴著白手套的工人
正在镇静地喷射杀虫剂
——《青春》1973年
太阳已像拳师一样逾墙而走
留下少年
面对著忧郁的向日葵
——《夏》1975年
1973年芒克开始和多多建立“诗歌友谊”。多多和芒克相约每年
年底，要像决斗时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也许是为了应付决
斗，从这一年多多开始抄下芒克最初的诗句：“忽然，希望变成泪水
掉在地上，／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伟大的土地呵，你激起
了我的激情。”
芒克（1950.11.16——）原籍渖阳。1970年开始写诗。代表作：
《心事》（诗集）、《泪梦》（诗集）、《阳光中的向日葵》（诗集
）、长诗《群猿》、组诗《没时间的时间》。文革中，他有影响的诗
作有：《致渔家兄弟》、《城市》、《天空》、《冻土带》、《白房
子的炊烟》、《路上的月亮》、《太阳落了》、《十月的献诗》、《
给》、《街》、《我是风》等。
多多称芒克为自然诗人。他们十六岁乘同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插
队。白洋淀历来有强悍人性之称，作家梁斌笔下的响马李霜泗之辈当
年就活跃在此地，还有打鬼子的“雁翎队”。白洋淀是个藏虎卧龙之
地，多多在这里度过了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他们没有预料到
这是一个诗歌的摇篮，当时从白洋淀出了不少写诗的人，如宋海泉、
方含。以后赵振开、江河、甘铁生等不少诗人也都前往白洋淀游历、
作客和“朝圣”。
芒克正是这个大自然的孩子，玩耍、种庄稼地，还有打架和流浪
。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赤裸躯体散发出泥土和湖水的气
味：
我要举起浪花
向著陆地奔跑
我要亲切的呼唤
扑进她温暖的怀抱
——《海风》
在波涛的面前
我竖起胳膊的桅杆
——《庄稼》
秋天悄悄来到我的脸上
我成熟了。
——《土地》
我全部的情感
都被太阳晒过
——《十月的献诗》
他要表达的不是结论而是追寻。多多认为，芒克最令人向望的是
他的“生命力”。到了1973年底，多多同芒克交换诗集时，芒克已硕
果累累，此时多多的第一册诗集也为他赢得不少青年诗人的赞赏。
岳重给多多留了一张条子：别背著你的诗集四处索取荣誉了。在
这一年的夏天岳重却遭到厄运。社会上传抄他的诗，被人送到了公安
局，也许公安人员被这个“怪物”吓坏了，将岳重的诗送到了中国文
学研究所进行鉴定，不知是经过那一位诗歌专家和那一级组织审查后
，确定“此诗无大害，”才算了事。就此，岳重搁笔了。
1973年是沙龙的鼎盛时期，这期间多多等人还见到了更老一辈的
牟敦白，牟和甘恢里、张郎郎一代，属于从六○年代就开始艺术活动
的。属那一代人的还有画家周漫游、董沙贝等人，也有所来往。他们
是生不逢时，在最有创造力的年龄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在这一年芒克
和多多确立了“诗人”的地位。
文革波谷期的结束——寒流袭来
1973年以后沙龙中写诗的人就多了。有史保家、马嘉、杨桦、鲁
燕生、彭刚、鲁双芹、严力等。史保家的旧体诗天赋很高，谭小春有
一句为：“……你的红领巾凝固在天际……，”这些诗大都散失。现
在仅存的散稿如下：
马嘉：
我的诗歌没有旗帜
发出一道
比少女的胸脯
还要赤裸裸的
太阳光
我像秋天的野果
那样沉重
我具备了十月的一切、一切……
鲁双芹（女）：
生活并不卑贱
然而对于过去，我们连一分钟也不是圣洁的
我的生命像块被开垦的土地
拿去吧，走开吧，我再也无话可说……
鲁燕生：
一切
都那样平庸
那样合理
那样不能让我容忍
沿著看不见的道路
我走著，走著
隐约地
我感到了
淡淡的怡人的悲哀……
彭刚∶
一见阳光
我的心就隔化了
舒舒服服地
淌著遍地都是
呵！
爸爸
妈妈
我像个孩子一样
走著，走著，
把我的一切都抛弃了……
杨桦∶
英国式的裤线和气概
我是一位标致的有香气的男子
我的歌声曾来自栅栏的后边…
在文革中运用“现代主义”手法进行诗歌探索和试写的诗人还有
：
田晓青（笔名：小青），（1953.4——）北京人。原籍河北蠡县
。文革期间曾经入伍。1973年复员后回城当工人。
严力（1954.8——）北京人。原籍宁波。1974年开始写诗。
杨炼（1955——）生于瑞士伯尔尼。北京人。1974年读完高中，
到北京昌平县插队，插队期间开始写诗。
林莽，原名：张建中。（1949冬——）1969年在白洋淀水乡农村
开始诗歌创作。
以上这些青年诗人，在文革后的新诗歌创作中，作为“先锋派”
的主力，崭落头角，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但他们都曾受到过“地
下诗坛”的雨露，创作发韧于文革期间。
到了1974年，所有的人都感到了政治气压的变化。江青集团发动
“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在这一年秋天江青集团开始对
地下文坛进行查抄、清剿。在政治压力下较有规模的诗歌活动已告结
束，大的沙龙开始解体，剩下一些分散的小圈子，局限于最密切的朋
友之间。
在这之后，芒克与彭刚曾组织最早的“先锋派”，拉多多参加，
试图进行更现代主义的试验。这个圈子实际仅有芒克和彭刚两人，维
持了不到两个月。
1974年，多多拿出了他的第三册诗集，芒克如约与他进行了交换
。这是一次私人的决斗。
随著大大小小文艺沙龙的解体，随著岁月流逝，徐浩渊的风采以
及彭刚诸人的隽言已随风飘逝，知者了了。“白洋淀派”诗人的诗句
却留存了下来，独领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