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方程式
　　　　　　　　　　　　　卢小飞

　　　　　　　　　　　　　　如果不是翻出尘封的笔记本，永远都只能从今天的视角
　　　　　　　　　　　　遥望过去，而今天永远是居高临下的，是正确的。可纵使有
　　　　　　　　　　　　了笔记本，你记录的历史就一定真实么？
　　　　　　　　　　　　　　　　　　　　　　　　　　　──题记　1994.10.21

　　莽莽白雪，铺天盖地席卷着黄土高原。
　　天才蒙蒙，一大群不属于那座灰色小城的人挤满了长途汽车站。雪花无声无息地落
下来，在人群里消散了。5点开始售票，长蛇阵终于蠕动起来。嘤嘤……不知是谁在散
发一种不安，大意是说雪封住了山路，小小的售票窗口被不停攒动的黑色人头糊得满满
的。“今日不发车”这几个字像闷雷在人群中炸响。还有糟糕的消息：昨天的班车还没
走呢。这意味着，明日、后日……都没谱。“砰”的一声，连售票窗的小门也关上了。
有一名军人拼命挤上前，连声喊着：我是军人！那时，军人可以优先买票。可这喊声迅
即被嘈杂的人声淹没了。
　　这是1972年1月23日，我们被困在了铜川。
　　我是只身上路的，仿佛习惯了一个人的旅行，所谓“我们”，是不得已被生活抛进
了“们”中。那种时候，不试图着在陌生的人群中寻找临时伴侣，那你面临的就不仅仅
是孤独。关于这种经验的来历，以后再说。
　　有时随和，有时各色。因为这后者，有时就要享受孤独。年终了，家属委员会召集
老太太开会，头一句话就说“眼下，知青可都回来了，各家留神门户。”那表情如同面
临洪水猛兽。偏巧里头就有知青朋友他妈，话一传，大家一笑置之。人家照样在北京泡
着，我却感觉压抑，收拾东西就要远走黄土高原。这是插队第二年的事。插队头一年，
冬闲时知青都回京了，就我一个不走。过年的时候，家里连续来了两封电报，我置之不
理，自以为有抱负。第二年回去，也是呆了些日子就想走。同院的孩子们从天南地北聚
在一起，好不热闹，我却高兴不起来。这座城市留给我们的屈辱还没有洗刷，而黄土地
上的辉煌才刚刚开始。于是，又上路了。
　　火烧眉毛。我打定主意找别的路子，说什么也不能在这个鬼地方窝着。
　　眼看就要过春节了，可我不在乎在延安窑洞守那些冷锅冷灶，我知道这会北京知青
全在家呆着呢，回村也没什么活计，这些我全不在乎。因为有个振奋人心、让人浑身是
劲的消息：这一年全国高等院校开始恢复招生，终于把它盼来了。在此之前的1970年，
少数重点大学也开了一点门缝，但在我们那儿，这点儿名额都留给了当地干部的子女，
神不知鬼不觉。上学，这是知青最好的生路，插队3年了，我们始终觉得自己还是学生，
永远被“定格”在“老三届”里，老乡们也永远都叫我们学生娃。为这，我拒绝了每一
次的招工、提干，似乎感觉只有知青身分还能保留住学生色彩。人家那些也梦寐着上学
的智者此时正在家里复习功课，充实自己，而我却以为只要回到国家给我定好的位置，
好好干，就有希望。
　　雪花还在缓缓地飘着，寻着一阵发动汽车的声音，路边出现一个停车场。（以下面
引用一封信里提供的故事梗概。这封3000多字的信，是1972年1月26日写给父亲的，十
几年以后，偶然在父亲那儿见到了。）
　　“走到一个汽车场，正好有一辆汽车发动。一问，到延安的。真高兴。同司机说了
半天好话。赶紧到火车站取了行李。总算赖上去了。汽车开了，还不到6点。而长途汽
车还没走呢。这卡车是运水泥的。司机还好，给了我几张麻袋片，就那么凑合着忍到延
安。后来，这车又上来几个人，大家挤着还好点。但脚还是冻了。卡车超载，厚雪结成
冰，路滑得很，傍晚才到延安。在卡车上，我尽胡思乱想，竟想了什么：荒途遥遥杳无
际，阴风劲催冰雪行，漫山枯木哀我困，长夜梦断亲人归。还有什么：望不断群山茫茫，
走不完荒途遥遥，沧然泣下离家去，别时容易见时难等等。总之，情绪不高。”
　　没想到父亲一直保留着这封信。这是有关当时生存状态的一段真实记录。这并不是
说，那种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不真实，那时候虽然没有主旋律
的提法，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能控制住你。身居其中，无意间塑成了一种双重人格。灰
色的留给自己，红色的留给社会。
　　那时，朋友们之间经常讨论的话题是青年运动的方向，人人都振振有词，理论依据
是毛主席那篇著名的文章《青年运动的方向》，我当时也虔诚地以为青年人改造的最好
途径就是与工农结合，为什么要履行自己却从没想过。其实，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
动，真正自觉的并不多见，我们是被动地拿青春做抵押，以验证它的是非曲直。毛主席
当年给河南知识青年批示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一种召唤，一个朦胧的目标。
对那些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来说，又是一促价值的期待，它的内涵和外延没有边际，
无形中伸张了我们内心的狂妄，但这种狂妄被陕北高原上日复一日的艰苦岁月无可遏制
地风化了。
　　岁月平凡、黯淡。惟其如此，便想方法地制造出一些辉煌。
　　我们开始住在朱家沟，挺大的一个庄子，在延河的南岸。好风水啊，一道宽沟深又
长，两边沟套着沟，每个沟都有个挺诗意的名字，铁楼沟、影子沟、窑子沟……沟里有
个让四邻五舍羡慕的国营煤矿，每天卡车不断，进城方便，烧煤更方便。这国营企业虽
是个小麻雀，但五脏俱全，有食堂，有商店，有医务所，有澡堂子。很久以后，我在人
民日报搞农村报道，有机会调查研究了，才明白，就因为守着这个国营煤矿，守着那些
拿工资的人，农民的心态才格外复杂。
　　进村的头一桩事是斗争侯占山。上面来了工作组，开会发动群众。原来斗争对象是
党支书曹庆雄，这回要扶持曹上台，但要先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那盖子其实是死
老虎，侯占山在胡宗南进犯延安时有给白狗子带路之嫌，似曾有过结论，但乡里乡亲的，
大伙磨不开面子，这“阶级斗争的盖子”没人愿揭。我们刚刚被人从都市阶级斗争的战
场上打蔫了，横扫过来，正有劲没处使呢，干这还不小菜？当夜，我熬了一宿油，写了
篇慷慨激昂的批判稿，第二天斗争会上高呼口号，还真把侯占山给吼叭下了。小试身手，
颇有些得意洋洋，感觉村人的目光里透着几分敬意。这种“良好”感觉很快就消失了。
　　侯占山，鹰鼻鹞眼，人挺拔硕长，口号声振天响的时候，他窝着身子喊胃疼，就势
蹲在地上，却不忘朝人群里口号最旺盛的地方看几眼，看得那些振臂高呼的人不寒而栗。
几天后，他出现在我们窑脑畔上，我吃了一惊，他家窑洞就在我们窑洞的上面，他家的
大黄狗早已是我们的常客，我怎么不知道呢。那狗叫“耳子”，因为两只耳朵被人铰掉
了，是位“女士”，对我们格外温存。他家有7个儿子，依次为大臭、二臭、三臭……
还好，这几臭都没给我们使坏，楼上楼下相安无事。只有一次，晚上开社员大会，大臭
在我背上画了只王八，我打了他两拳，原也是戏耍，被曹庆雄看见厉声骂了大臭一顿，
让我不安的是骂里捎上了他老子。
　　侯占山有严重的胃溃疡，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身体好时他来上工，总找机会跟我
说话，我当时已多少有些歉意。此人言语不凡，常对村人的无知流露出一股轻蔑。他对
技术问题、诸如精耕细作之类挺在行，也不掩饰骨子里的傲气。那以后，他的所谓历史
问题不了了之。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悠长节奏里，那次短促的斗争会愈显得滑稽。
不凡的人总是朝两极发展，要么流芳千古，要么遗臭万年，尽管他只是一个山沟里侯占
山。
　　被“阶级斗争”涮了一把就又赶上“脱胎换骨”。最初干的活是到延河川道里捡石
头，我们队里就沟口那么点平川地，跟宝贝似的。捡完石头是挑粪，从离村庄近的地方
往远处送。我专捡大筐，装的粪要像男人那么多，依我当时的体格，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看人家怎么使巧劲，怎么换肩，一咬牙竟也挺下来了。到现在，肩膀上还留着那会儿
磨出来的老茧。送罢了粪，就上山开荒。陕北向来广种薄收，每年都要撂荒，第三年再
开荒。那年进军的是二把梁，它和高峁梁是朱家沟地界里最远最高的山梁了，每天光路
上来回也得个把小时。黎明时分，队长在院墙外一声喊：“上工喽！”大伙就都跟着月
亮上山。傍黑，就老盼着太阳下山，等队长喊那一声“收工”。早饭、午饭都在地里吃。
有一天老阳下渴得不得了，竟一口喝下队长从沟底舀来泥汤汤。还有那么一两回，实在
困得不行，一个人悄悄躲在山旮旯里睡觉。若是有人问，就说解大手去了。还好没人问
起。倒是有回看见贺开高老汉去山旮旯呆了多时，我逗他：啦（哪儿）死呵（去）来咧？
老汉回答的利索：把死（屎）呵来咧。
　　这么熬煎着，不几天我们知青都出了毛病。先是浑身痒痒，而后成了一片片的红疙
瘩。再后来，就是胳臂麻，一直麻到心尖上，刺挠得睡不着觉。常常是前半夜浑身挠痒
痒，后半夜跳起来，站到炕下面，两个胳臂来回抡，抡酸了再睡。有回到李渠赶集，遇
见别的村的知青，原来也长红疙瘩，彼此彼此。有的还要惨，挠破了疙瘩又感染，脸上
身上都挂着黄水汤，就差头顶生疮脚底流脓了。老乡到不急，说这是换水土，过了这季
就好了。只有一个人正直心疼我们，此人是因病回乡的老干部，他到山上弄来黄粘土疙
瘩，说在灶火坑里烧热了，往身上烙烙就能管事。我们试了，但终还是靠自身抵抗力度
过这次脱胎换骨的煎熬。算起来，这是一小劫。
　　村里人大多是上辈子从榆林地区逃荒要饭落脚到延安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
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都说陕北方言，但一个地方一个味。陕北人爱说笑话，也
会说笑话，山歌里的“比兴”手法在民间极为普及就是明证。也有那些嘴上功夫大的，
常爱用陕北话戏骂我们。说得最凶的是侯占山的妹夫王俊山，他总是故意把北京说成鳖
精，说不上报复，也看不出多少恶意，但起码流露出乡下人对城里人的一种不屑：你们
能甚？“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开始，我们还不知所以然，但却立即从那些嘿嘿的笑
声里闹明白了。哼，等着瞧吧，老少爷们。
　　我最先听懂了陕北话，又最先学会了陕北话，自然最先会的都是骂人的话，谁让“
老师”先教了这个。以后谁再说“鳖精”，我就回敬“天要下雨”（舌头──鳖掌潮了
）。唇枪舌剑，骂是骂不倒了。自此便收敛了许多。加之在二把梁和高峁梁上前后干了
一个多月，村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娃娃们舍得下苦”。
　　那时候，《怎么办》、《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青年读物影响着我们许
多人，书中的革命者和孟夫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
类所谓塑造完人的模式影响着我们许多人，吃苦是自觉自愿的，吃大苦与谱写辉煌相辅
相成。有这种潜意识，难怪你干的那些事情当地的男人、女人不能理解，连你的同学也
觉得过分。
　　一年下来，所有的农活都干过了，连吆牛扶犁那种纯男人世界的事也体验了一把。
最后剩下的，是冬闲里淘茅粪，被称作“苦重”（陕北人管干活叫受苦）。捱不过我的
软磨硬泡，几个队长一合计，让我跟上两个扛硬的后生干，五世耀、叶增红。王世耀是
当地姚店子中学的知青，父亲是矿上的工人，小名“棒儿”，长我两岁。叶增红是村里
叶贺林家的老大，那年17岁，小我1岁。每日的“苦”是早上一担茅粪，上午、下午各
两担茅粪。那粪桶是木板钉的，模样长得像称粮食的大斗，但比斗要大许多。每人还得
带一把铁锨，他俩则另外挑着粪勺。棒儿给我弄了个小点的粪桶，每回让我装半桶。
　　朱家沟是个大庄子，加上矿工总有百十来户人家，大沟里有小屹崂，小屹崂里有上
洼下洼。那会儿还点煤油灯，要不，满沟里灯一亮，还不跟参差的楼房似的。就这么一
家家的茅厕，让我们跟淘金似的掠个溜净。顺便说，农民家的茅厕可不敢动，那都是私
有财产，你要不认门掏错了，非跟你急眼不可。掏出的大粪就近挑上各座山坡，用备好
的泥土和匀，拍成大堆，留待来春播种使用，谓之“蘸粪”，这活较之掏粪要麻烦许多。
掏的时候固然脏，但赶上大户效率特高。又掏又蘸地忙呼了一个月，村里的地理地貌深
深印在脑子里。20多年过去了，有时候梦到陕北，无论梦的什么事，出现的场景都是那
密麻麻的窑洞人家，常常把枕头弄湿一片。
　　那年冬天的队干部会吸收我参加，会上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商讨给我加分的事。一个
工10分，队里当时给我们知青记6分，因为我干了“苦重”的活，理当加分，为了加多
少合适，磨叩了半天，最后决定每天增加0.3分。眼见那些彪形大汉们的黏糊劲，区心
里那个鄙夷就别提了。那年，10分的一个工合人民币0.75元，等于每天给我增加工资2
分钱，对于斤斤计较的他们来说已下了很大决心。
　　那一年，国家给知青配给定量的粮食，我们几个知青全是女的，粮食有富余，而夏
天正是村里闹饥荒的时候，我们跟队里提出各带口粮到一户老乡家吃饭，队干部们惊愕
地不知我们又想干些什么。好心人劝我们说“娃们吃亏哩”，但熬不住我们磨蹭，便把
我们6个人分到3家，副队长赵世朋、会计叶世俊和王俊明老汉家，3户人家里数王老汉
家穷，我和我妹妹就去了这家。自此，大多时候都是糠饽饽、米汤就酸菜，胃病就是这
么落下了。赵世朋有两个妹子，叶和僚，叶世俊有个女子叫党莲，王老汉有个女子叫铁
女，比我们几个略小几岁，平日都在一块干活，但不知为何与其总亲热不起来，就是有
几句亲热话，心理上也拒之于千里。
　　王老汉的婆姨我们叫干妈，陕北不兴叫姨、婶子，叫大嫂又不合适。村里有那么几
个婆姨，我们统统叫干妈，给人亲如一家的感觉。这个干妈也自因为有我们在她家吃饭
而觉得十分荣耀，加之干妈这一称呼，她还真是美滋滋的。那年，王老汉用多年攒的辛
苦钱请人在上洼平出块地打窑，谁想到，快打到掌子面了，发现山体裂缝，花钱雇人干
的活全瞎了。这下，老婆儿的羊癫风犯了，成天祥林嫂似的到处游说，我死了棺木小飞
打发。半夜三更站在我的窑外头唤我，小飞小飞。那年冬天，村里的知青都回北京了，
我哪儿敢开门。真乃叶公好龙也。
　　秋底分粮食，老乡们欢喜得就跟过年似的，我们少年不知愁滋味，自然也就喜不起
来。那年夏天，我们常常溜到河滩瓜地里乘凉，看瓜的是赵世朋的爹赵占荣和贺宏周的
爹贺开高，每次都殷勤地给我们挑大个的甜瓜，让我们一通足吃。秋底分红的时候我们
傻了眼，原来老汉们照例记帐，一点优惠也没给，总帐里扣了100多元，要知道，我们
几个苦干了一年也没掐下这么多啊。
　　那些原本就对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将信将疑的同伴，这下更不以为然。农民
淳朴忠厚的一面和狡诈自私的一面不幸都让我们看到了。就在你自以为辉煌欢实着蹦哒
的时候，那些颇有心计的农民正冷眼旁观，你爱怎样怎样，权当哄你玩，照给你记5分，
顶多6分就打发了，谁让我们知青不知愁呢。你所谓辉煌，是因为你太年轻，这年轻使
你无所畏惧。或许就因为你曾拥有太多的青春，在黄土地上抛洒起来才能那么慷慨，那
么不遗余力。
　　青春，就这么在黄土地上抛洒了3年。到1972年，知青群体的宁静整个被上学潮打
破了。而我，正是不安宁的一个，于是就有了1972年初的这趟冰雪行。
　　其实，当时的生存环境比信里写的惨得多。就别提冰天雪地在那辆敞篷卡车上的十
几个小时煎熬了，车里满是袋装水泥，硬邦邦的，三两颠能把人弹起来，拉一车棉花就
好了。这在信里被轻描淡写掩过去了：“夜里12点到铜川，在一张桌子上睡了一夜。第
二天买票买不着，陕北下特大雪，路不通……只好在铜川街上流浪。找到一个水管擦了
把脸，回头碰见一个人，很面熟，仔细一看，是我校过去的副教导主任，后调到42中，
女的，是富县的北京干部，她们7个北京干部，从北京回延安。后沾了她们的光，住到
了红旗招待所。”
　　顺便提一下，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如燎原之势席卷全国的时候，就只有延安地区派
去了北京干部。和我们一起插队的何立群，小时候，曾随父母在周总理身边生活过。回
京探亲的时候，她去看望总理，总理问起延安的情况，孩子（我们那个时候都还算孩子）
当然毫不掩饰。在随后召开的全国计划会上，总理有一段话：“延安的问题这么多，大
人没反映，孩子反映了……不能只建设西安，要建设延安。……陕北人民哺育了我们，
全国解放20多年了，一些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心里非常难过。”那年，陕北插队知
青里出了好多事情。有窑塌了压死的，有被队干部强奸后自杀的。我们公社高家沟的一
个女生被水淹死了，那是一个很小的沟，平常没水，就在她们回家的路上，山洪下来了，
她是我们学校高一4班的。这件事总理也听说了，据何立群说，总理当时心情很不好。
后来，延安出现了大批北京干部，就是根据总理指示派的。
　　看到那封信，第一反应是“原来我还遇到过这种事”。断而，忆起了那段生命的历
程。即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段故事。
　　从北京去延安，一般是乘快车去西安，再转乘慢车去铜川，铜川以北就得坐汽车了。
1972年1月22日，我坐的那趟车大约晚上11点多到铜川。10点多，我从座位上起来，找
乘务员问询列车何时抵达铜川。在车厢入口被几个男知青拦住，问我是那儿的，京油子
口音。我暗自出了一身冷汗，因为这帮人肯定也是回陕北的，而我只身一人。这情形被
旁边一个看在眼里，火车快进站的时候，我两目四望寻摸着求助，于是看见了这个人。
他穿一件军大衣，说“你要没地方去，就到我们那儿住吧”。他跟我说了他的单位，是
消防大队还是武警支队如今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并没有相信他，只是觉得实在没有
别的办法好选择了。
　　从相貌上你是无法判断善恶的，就算他不好，可那几个北京的痞子更坏，大概就是
这种潜意识支配。火车徐徐进站了，黑洞洞的，看不清铜川的模样，我们默默地走了很
久，由于是很久，我就愈加不放心。他的单位是在小城的边上，两层的简易楼房，有大
门和院墙围着。上了二楼，他把我带到乒乓球室，说你就在这睡吧。他出去了一会儿，
转来送过一件大衣。他走后，我警惕地打量了这间屋子，而后将所有可以顶门的东西统
统拉过去。躺在乒乓台上，又紧张地倾听走廊里的动静，渐渐地还是睡着了。天刚亮我
就醒了，睁眼一看完好无缺。我不想再找那人告辞，提上旅行包就走，到火车站存上包，
又去汽车站买票。不想，那天的票已经没了，就在我去寻找仪器的时候，又碰上了车箱
入口处的那群流氓。进不行退无路，这时候，救星出现了，就是母校女八中原教导主任
段老师，她的样子我今日还记得。
　　我当时的样子定是非常可怜，否则，不会打动那个司机。冰天雪地，北上的路沟壑
曲折，没有几个人敢拿生命冒险，况且还违章在货顶上搭人。不记得当时是怎么磨嘴皮
子的，不幸的是，这类成功的经验以后被我滥用了。
　　黄昏抵达延安，找到招待所住下。从这一刻开始，我铆足了劲，凡是以为有帮我升
学的人，便都要磨上一番嘴皮子。如此在延安城里上窜下跳了两天。26号中午回到村里，
下午就又窜到公社，方知本社北京干部的总头回京了，和我们村里的北京干部一块走的。
在家里主事的北京干部是位女士，最初在我们村，我们曾肉麻地叫她阿姨，这是位坚定
的马列主义老太太，有其正直列私的一面，但阶级斗争的那根弦绷得太紧，能让你的玩
笑话上纲上线，我嘴上又没把门的，自然成了纲线上的人物。但我还是满怀希望地去她
所在的那个村庄找到她。我想，她跟我们在一个窑洞里住那么久，眼见到我们是怎样玩
命干活的，尽管我不赞成她提出的周日政治学习的主张，但她应该知道我们在油灯底下
是怎么如饥似渴学文化的。那天，我徒步走了几十里地，在炕头上和她聊了许多正经话，
少见她那么热情，惟独提到上学，是几句官腔，但也并没有把路封死。
　　以后的事无法细说了。知青的大队人马是踩着招生的点回来的，人家能够前脚进村
后脚填表，而你根本就不悟道。我把朋友们一个个送上车，祝福他们，看那些行李上贴
着××大学的标签，心里那个酸楚哇。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干部的心态：“你不是能折
腾么，卡的就是你。”
　　不敢喘息，更不能流露颓唐。只能照着鲁迅说的去做，在暗处悄悄舔干净伤口上的
血，跟没事人似的该干麻干麻。余勇尚可沽，我们几个知青买纸买油印机办了份小报叫
《换新天》，我不信凭谁人股掌能绝了一代人的路。村办小学的教师跟我是同学，陕西
台招去当播音员，队里把这活派给了我。在那个知识的价值遭到践踏的年代，倒是农民
还热忱地盼望后代们都有知识。当教书先生，这是知青里最好的活了。驾轻就熟，那年
我们村的几个娃娃在全公社里考得最好。
　　第二年，我上了北大中文系。我听说同班一个在别的村的同学因为没上成学疯了，
她原来学习挺好，人也特温柔，我们一块作过少先队的工作。这样的人，原本不该有这
样的结局，可你又能说什么呢。1994年，好些同学去陕北“探亲”回来，说还有些北京
知青在当地落户，他们的后代已经成了地道的陕北人。
　　当我去世界屋脊转了一圈，当了6年西藏日报记者，又当了4年人民日报驻西藏记者
之后，再回头看过去了，实在已遥远不及。就局部而言，那一代青年的社会地位可以在
转瞬之间产生天壤之别，但以历史角度观之，一个人的命运无所谓好与不好、顺与不顺。
青春方程式的局限性，在于青春不可能选择时代；青春方程式的多样性，又在于你成熟
之后依然还能留住青春。同样的方程，却有种种不同的解。当你解开人生的方程式之后，
青春时代所有的得失福祸都不足挂齿了，甚至苦难也会成为财富。

　　作者：卢小飞，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到陕西插队，1973年回北京读书，现为
《人民日报》记者。

　　引自《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
　　　　　　　　　　　　　　　野山闲水于1997年11月20-25日打字并校对